西方霸权即将终结
责怪贪婪的银行家，责怪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美联储(Fed)管理疏懈，责怪不负责任的房屋业主借了从没打算还的贷款，责怪各国政客与监管者对日益逼近的风暴视若无睹。
他们都该受到责备。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恶人也应受到责备。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问题。金融系统的灾难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平衡；为西方世界应如何看待新兴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建议和警示。
直到最近，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蒙受的耻辱还是人们谈论的焦点。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是为过去的自以为是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位仍然保障着欧洲安全的盟友遇到的麻烦，有一两位欧洲政客似乎颇为高兴——其中的原因我仍然不明白。
幸灾乐祸之后是陷落。坚实而保守的德国是被迫向银行业提供支持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得不向德国选民公开保证，他们的储蓄是安全的。
比利时与荷兰为富通(Fortis)纾困。爱尔兰与希腊向银行储户提供全方位担保。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似措施。最惊人的举措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政府决定将英国所有的主要银行部分国有化，为击破信贷冻结的坚冰进行奋力一搏。
如果说侵蚀全球金融系统的问题抵押证券和不透明的信用互换带有美国制造的标记，那么欧洲银行就是热情的购买者。因此我们应该用西方世界的耻辱来代替美国的耻辱。
正如10月初市场所显示的那样，亚洲也未能免受冲击和压力。日本直到最近才从上世纪90年代银行破产的长期阴影中复苏，却再次遭遇全球风暴。中国被迫追随西方央行降息的脚步。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减息。欧美的衰退将放慢亚洲日益崛起的经济体的增长步伐。
不过，退后一步来看，有两点使这场危机显得独一无二。首先，这场危机极其猛烈。我不确定拿它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比有多大用处。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可以明确的是，要应付过去一年那种强度和广度的冲击与压力，任何政府和央行都没有经验。
第二点不同是这场危机的地理分布。西方世界首次成为震源所在。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看来，金融危机向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比如拉丁美洲、亚洲和俄罗斯。
地震冲击波有时也会拍上西方世界的海岸，通常是需要富裕国家拯救本国那些鲁莽的银行。但是那些危机还在南北之间、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划了一道线。新兴国家陷入困境；西方国家严厉地教导它们必须怎样做才能摆脱困境。
教导的形式是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共识：这些令人痛苦的处方包括市场自由化和稳固财政，是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的代价。
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触发因素是美国住宅价格的急剧下跌。新兴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不是罪魁。这种角色对调的原因何在？新兴国家已经吃够了西方开出的药。
10年前，在1997-98年的危机对一些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后，亚洲表示，再也不会容许此类危机重演。在追随变得并非易事后，亚洲不会再毕恭毕敬地追随西方。为了避开IMF破坏性的规则，各国政府将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建立自己的灾难防御系统。
这些外汇储备——目前总价值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为欧美的信贷提供了融资。当然，还有其它流动性来源，特别是美联储和能源生产商积累的外汇储备。把不计后果的抵押贷款变成AAA级证券也会出现金融欺诈。但正如一位中国官员那天向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所说的那样：“美国是被亚洲的流动性淹死的。”
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西方国家道德权威受到侵蚀始于伊拉克战争，现已急剧加速。西方的债务人再也不能指望债权人聆听他们的训诫。这中间隐含着更为广泛的教训。全球经济力量向东方转移，已经成为政治对话中的老生常谈。谈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印度成为地缘政治参与者、巴西和南非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西方人无不带着敬畏之情。
然而，富裕国家仍需正确面对这些意义。他们可以想象分享权力，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协议会依照他们开出的条款达成：新兴国家将被纳入——注意，是以西方国家选择的步调——人们熟知的国际论坛和机构。
欧美外交官们谈到新兴大国成为国际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时，他们的真实意思是，不能允许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挑战现有准则。
正是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IMF的投票权份额仍然多于中国；而七大工业国集团(G7)认为自己依旧是重新设计全球金融体系的最佳人选。
我无意阻止推广西方价值体系——宣扬法治、多元政治和基本人权的优点。也不反对人们断言，对于一切金融风暴，自由市场体系是除了其它所有选择以外的最坏选择。对于主张全球规则——开放的市场需要多国监管——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当前的危机更加有力的证据了。
然而，最重要的教训在于，西方国家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秩序将依照它们的模子重新制定。两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毫不费力地行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那个时代即将终结。
世界多极化谜局
如果我们相信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的话，那么金融危机就预示着华尔街霸权的终结和一个多极世界的浮现。这个说法有多少真实可言呢？
在危机时期，强权更迭总能吸引注意力。1929年的股市崩溃经常被解读为经济强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但人们必须警惕那种试图将复杂现实去繁就简的解释。
距今还不到5年的时候，只要谈起美国都离不开超级大国这个概念。而现在我们面临与之相反的危险：那就是由于华尔街衰落和美国在阿富汗受挫，就过快地看低美国的实力。
一场危机或许能揭示势力关系的变更，但很少能对此做出解释。华尔街影响力相对衰退从10年前就开始了，这从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的兴起就可以看出。就此而言，这场危机的真正危险与其说是华尔街的衰落，不如说是金融创新和“去监管化”模式的衰落。所谓去监管化，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美国财政部(Treasury)和美联储(Fed)的默许下——放松了对于美国金融系统的监管。
欧洲因此得到机会，在德国和法国的带领之下，来拥护另一种模式。这种模式遵循欧洲传统，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实施更有力的监管，而不是加以束缚。
经济多极化并不保证战略多极化。如果这两种进程是紧密相连的，世界早已是多极格局了。但是两者并没有相互契合，而且，与人们可能抱有的想法相反，它们目前也没有这种势头。拥有全球财富25%的美国依然是世界许多经济强国的战略保证人。欧洲和日本的安全都受到美国的保障。
欧洲的防御手段依然是软实力这个工具：这更多地是一种维护和平的方式而不是胁迫。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将使欧洲更加依赖美国，而不是扩大欧洲的战略自主。日本的形势同样如此。来自中国的压力和朝鲜的威胁使日本比任何时候都要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
这并不是说欧洲人或日本人将永远听命于华盛顿。例如，有时被斥责为美国跟班的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就是对正面围堵俄罗斯政策最持保留态度的欧洲领导人之一。
最后，必须牢记多极体系的真正含义。最常见的解释是各方分享权力。但是权力不见得在享有权力的国家之间平均分配。毫无疑问，美国将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立有效的联盟，以获取成效。但在一个多极世界，各个级之间存在竞争。中国对日本和印度保持警惕；俄罗斯担心中国的崛起；而印度认为本国的崛起之道在于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以抗衡北京。
事实上，除了俄罗斯，没有哪个新兴大国有对抗美国的真正计划。俄罗斯正谋求恢复昔日的强国地位。为了自己的国家形象，俄罗斯需要展现与西方相对的地位，而中国或印度都不需要通过对抗来向世界证明自己，至少现在不需要。此外，如果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新兴经济体将首当其冲。
即便中国无意颠覆美国的霸权地位，其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还是会对美国起到牵制作用。同样，格鲁吉亚危机将在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上留下伤痕。但这些伤痕不会永远存在。中国对于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政策十分不满，这个事实证明“西方与其它地区对立”的理论并不准确。多极格局已在形成之中。但其结果绝非已经注定，包括对美国来说。